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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国大将徐海东为何说“授我大将军衔有愧”?

时间:2017-02-01 17:54:58  /  来源:人民网  /  作者:刘畅 周玲  /  浏览:
徐海东大将与女儿合影。
徐海东大将与女儿合影。


  在共和国十位大将中,徐海东算是出身最苦的一位,也是战斗中负伤最多、最重的一人。

  窑工出身的徐海东英勇善战,享有“徐老虎”的盛名。他打仗10年,9次负伤,他的每条腿、每只胳膊,他的胸口、肩膀、屁股……全身共有17个窟窿,8次穿膛而过。从北伐战争、黄麻起义、到创建革命根据地,率部队参加平型关战役,抱病赴抗日前线……徐海东身经百战。然而,这位被毛泽东誉为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”,却未能享受到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。徐海东人生的最后30年时光,几乎全是在病床上度过的。

  如今,徐海东的女儿徐文惠和她长年瘫痪的弟弟生活在一起。徐文惠给人最深的印象,就是随身不离的红色,衣服、裙子,甚至几副眼镜的镜片,她都选用了红色。徐文惠曾改名“徐红”,她说自己对“红色”似乎总有一种割舍不掉的情结,一种革命的情结,贯穿着她成长的每一步――

  一家被杀66口

  1900年,父亲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徐家桥(现大悟县)一个贫苦的窑工家庭。徐家六代都是烧窑的“窑工”。父亲有两个姐姐、五个哥哥,还有四个堂兄、一个堂姊,连同父母叔婶、侄儿侄女,一家32口人,却只有半亩地,六间房。他的童年,受尽了生活的苦难和富家子弟的欺凌。

  父亲曾告诉我,18岁前,他未曾吃过一顿饱饭或穿上一件新衣。从他懂事起,便跟着爷爷开始了长达11年的“窑工”生活。1925年春,父亲在同乡好友、共产党人吝积堂的影响下,毅然投身革命,同年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  1926年,北伐战争开始。父亲在被称为“铁军”的第四军中当代理排长,那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。在汀泗桥战斗中,他以一个排的兵力消灭了敌人四个连。父亲在战场上总是冲锋在前,作战英勇、果断。不论再险再恶的战斗,他都能打胜,从此就有了“徐老虎”的威名。

  1927年9月,父亲回乡了。他满怀革命热情,在家乡组织了黄陂县第一支农民自卫军。1929年,他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年关暴动。然而,父亲哪曾想,此举却让徐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暴动失败后,反动武装对父亲恨之入骨,进行疯狂反扑,先是烧了他家的房子,最后竟然将徐家66口人残忍杀害。父亲的27个近亲,39个远亲,男人全被杀光,女人多被卖掉,无一幸免。得知此事,父亲指天发誓:“大仇不报,誓不还家!”

  1932年秋,红四方面军战备转移时,父亲受命狙击国民党的围剿。当时父亲率领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,哪怕全部牺牲,也要保障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全部胜利转移。当狙击任务胜利完成后,上级主力部队却和父亲失去了联系。在这种情况下,父亲并没有丧失革命的意志,他异常坚定,让士兵们吹响“集结号”,把掉队的战士、伤员和其他地方散兵全部组织起来,继续坚持在鄂豫皖苏区斗争。他们后来重新组建了红25军,父亲为军长,吴焕先同志为政委。1934年,红25军接受了党中央交给的担任“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”的任务。11月16日由河南何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,经过湖北、陕西、甘肃、宁夏等省,于1935年9月15日到陕西延川永坪镇与陕北红军刘志丹同志胜利会师。在这十个月当中,父亲与国民党奋战,每天都要进行四五次战斗。

  母亲是不识字的“护理家”

  我的母亲,这位从未上过学,个头不足1.5米,童养媳出身的女人,却让我充满敬佩。母亲12岁就参加了革命,她是个十分刚强的女人。1932年,母亲入伍到父亲的红25军战地医院当卫生员。1934年长征开始后,父亲军中的7位女子接到通知:每人给8块大洋,投亲、靠友或者嫁人,部队不带女人长征。唯独母亲死活不走,在部队里哭,说什么也要参加长征。母亲曾裹过脚,是后来放开的,当时被叫做“改组派脚”。父亲后来在清点长征人数时发现她在哭,才得知是因为想要参加长征。父亲被她坚定的革命意志感动,决定将这7名女战士全部留下。这就是后来红25军长征“七仙女”之说的来历。

  长征到了陕南,在庾家河战斗中,父亲负了重伤,枪从他的脸上打进去,从耳朵穿出来,把他的一只耳朵打聋了,昏迷了好多天。这也是父亲第9次负伤。当时,母亲被派去给父亲当看护,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,他们慢慢有了感情。

  长征结束后,母亲和父亲在陕北结婚。1937年平型关战役后,父亲接受新的任务,在敌后开辟一个抗日根据地。直到1938年底,父亲才凯旋归来。父亲后来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,1939年调入新四军。

  1939年末,父亲抱病指挥部队,在皖西周家岗击溃了日军的一个大队。战后,他向干部作报告时,突然口吐鲜血倒地。此后6年多时间里,他一直是在病榻和担架上度过的。

  父亲身体不好,母亲那时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照顾父亲。父亲肺部发炎时,一件薄衣服都不能贴着胸部,母亲特意做了一个铁丝架,把被子搭在架子上,父亲就这么平躺了6年。母亲每天都要给他做护理、按摩,父亲病那么重,南方那么热的天,他卧床6年从没有生过褥疮,没有生过痱子。我后来学医,才知道妈妈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护理家。

  打仗有瘾,当官没瘾

  1936年西安事变时,我的大哥徐文伯在西安出生了。1939年5月,我在延安出生。9月,父亲随刘少奇调往华东新四军。路上,刘少奇改用化名,扮成父亲的秘书,抱着四个月大的我,前往华东。此后的行军中,我和哥哥就是被用筐子挑着,一头是我,一头是他,随着部队转移的。哥哥从小就很老实,爱学习。父亲虽然病了,但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,很早就让他学认字,每天读报纸给父亲听。我想,哥哥后来能担任文化部副部长,和他从小勤奋好学分不开。我那时候却比较调皮,上房子上树,早上穿的衣服到下午就烂了。我的性格像我爸爸,天不怕地不怕。但是有一条,我们的学习都特别好,几乎都不用父母操心。上初中时,我获得三年全优,高中也是保送的。

  妈妈共生有4个孩子,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。

  在大连,我们的生活条件有了好转。在我的印象中,父母却因为该不该给我买条裙子而吵了架。母亲说,孩子上学,总要有一两套漂亮的衣服,过个节,或开联欢会时穿。父亲却说,你一下子给她花这么多钱做衣服,你忘本。两个人吵了起来。他们的生活都非常俭朴,要求我们也一样,即便家里吃饭,菜也要分成一人一盘,要全部吃光,从不允许掉一粒米。

  1955年,父亲被授予大将军衔,翌年移住北京,并在党的“八大”上当选中央委员。而父亲却说,“我这个人打仗有瘾,走路有瘾,以前喝酒也有瘾,就是当官没有瘾”。父亲一生曾三次让官,后来他一见到周总理还在谈:“我一直养病,为党工作太少了,授我大将军衔,有愧啊!”

  父亲常年要靠吸氧维持生命,却仍坚持领导编写战史。1958年,我考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,那一天,爸爸还给我改了名,叫徐红。他说,“我和你妈妈都是红军,你要做‘又红又专’的接班人,继承老红军的革命传统。”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。

  然而不久,“文革”开始了。我们如此“又红又专”的家庭也难逃厄运。

  那时我家住在北新桥,离我的工作的地点不远,我每天回去还可以帮忙照顾父亲。“文革”开始后,父亲的保健医生都被卡住了,药不给了,只能靠我从医院给爸爸拿药,拿针管……但没过多久,我就被关起来了。实际上,关我就是为了想整死父亲。

  几个月过去了,父亲常问母亲,怎么还不见女儿回来?母亲不敢讲,就骗他说我参加医疗队下了乡。但没想到,父亲心里却非常明白,一天,他突然感叹地对母亲讲:“女儿是替我坐牢去了。”

  “九大”之后,林彪发布一号令,1969年10月25日,父亲被弄到了河南郑州第一干休所。那时天气非常寒冷,夜间火车到达郑州站时,父亲被从车窗抬出去,着了凉,引发了高烧。他们不让医院治疗,给父亲断了药,叔叔们寄来的药也被扣下了。父亲患有气管炎,冬天需要温度高一点,可偏偏派来个特务“秘书”,爆裂了暖气管。后来,整个屋子潮气很重,墙上都长出了绿毛,引起了父亲霉菌性肺炎。

  父亲当时瘦的仅剩皮包骨,高烧一直烧了整整5个月。这5个月中,他靠着坚强的毅力,一直在坚持,他想活着,想再见到毛主席;他时时刻刻在与病魔搏斗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1979年,邓小平同志为父亲平反昭雪。

  探望父亲的对手张学良

  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,从不提及自己的战斗史,也不让我们宣扬自己是谁的孩子。在我记忆中,父亲唯一提起的战事,就是和张学良的交锋。我们在大连时,大连海校的校长就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。他每个礼拜天都到我家来,缠着爸爸讲他怎么打他哥哥的。那些传奇一直在我的脑海里,难以抹去。

  2000年,张学良100周岁华诞时,我突然萌生了想去看他的想法。他的亲属一再嘱咐我,不要向他详细提及我的父亲及其过往。在夏威夷的一所老年公寓,我见到了张学良。当被告知我是徐海东大将的女儿时,不曾想,张学良准确地说道:“你是第15军团红25军军长徐海东的女儿。”从这位百岁老人的反应,我深深感受到他对红25军有着深刻的记忆。

  父亲曾说过,当年,张学良率东北军攻打红25军,他带了30万人的大部队追缴父亲率领的不到3000人的部队。他们从何家冲一直打到陕北,走了10个月打了大大小小500多次战斗,一天有时候就打四五仗,父亲说他站着都能睡着了。长征到了1935年,爸爸的部队就歼灭了张学良3个师。国共合作后,蒋介石就把那三个师的番号给了八路军。其实,番号就是原来张学良师的,而缴获者就是我的父亲。

  不打不相识。事过境迁,当100岁的张学良看到我这个徐大将的女儿时,似乎也勾起了他对青年时期的记忆。他到楼上请下了赵四小姐,原本定为20分钟的见面,拉着我们足足讲了1小时45分钟,我带去的胶卷全照光了。他头脑很清楚,说要节约,不能大摆寿宴,还谈了吕正操等很多他当年的东北军部属。

  一年后,张学良逝世。那次见面,对于我们双方,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

  我的身体从“文革”后就一直不好,但我一直忘不了父亲留给我们的嘱托: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,只要有一口气,不为党工作,就是最大的耻辱。”所以,我想利用我的晚年,继续完成父亲的遗志。现在,我正在编写父亲的纪录片、画传,同时我还编写过十大将邮册、长征女红军、巾帼英雄等等专题的邮册,希望能让“红色记忆”永不消逝,代代相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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